王僧虔王若虚王慎中王任叔汪派王韬王时敏王世贞王十朋王守仁”《明儒学案》以此语作为王阳明传的总结，冯梦龙撰《靖乱录》分“早年传奇”“龙场悟道”“破山中贼”“靖宁藩乱”“忠泰之变”“此心光明”六部分，
王阳明的光明心地与家世家教有着很大的关系。《明史·王守仁传》开篇以大量文字讲述其父王华之经历与事迹，这在个人传记中是不多见的，一方面是因为王华曾是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，本身值得书写；另一方面应该也有彰显家世影响之意。
王阳明的谱系可以上溯到晋王览的后裔，本为琅琊人，至王羲之移居到山阴，又在二十三世王寿时迁居到余姚，王阳明遂为余姚人。
王阳明少时由岑夫人教之读书，并常跟随在祖父身边，祖父读书每每口诵，在身边的王阳明随即便背诵下来。11岁时，他已能随口赋诗。年幼时即展示了过人的才华及与众不同的哲思。
王阳明敏捷的才思及之后的功绩与成就，使其诸多事迹越来越被神化，如出生前夜祖母岑夫人梦见有神人送一孩子来，又有说他是石麒麟（文曲星）下凡等。
年幼的王阳明没有如父亲一样把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读书上，经常“率同学旷游”，制作大小旗帜，让同学持小旗站在四周，自己持大旗居中调度，左旋右转如同演练战阵一般。此时的王阳明已显露出与陷溺于读书者、演武者不同的思想。
时常演练战阵的王阳明，不仅勤读儒家经典，亦勤读兵书、习兵法，关注天下事，有经略四方之志。
而后正是一直阅读兵法兵书的原因，王阳明萌生到京外考察山川形势的想法。当时正逢北边战事紧张，漠北鞑靼别部侵入大宁等地，王阳明独自一人出游居庸关，考察山川形势，一日梦到自己拜谒汉代名将马援庙。后来出征广西时，他亲至马援庙拜谒，并回忆起当年梦中事，作《梦中绝句》诗。
而这首诗也表达了王阳明的志向，绝不做“平时叨窃富贵，以词章粉饰太平，临事遇变，束手无策”的章句之儒；而要做文事武功皆备、成就圣贤境界的通儒。
王阳明的武功向来被津津称道，其卓越的功绩主要体现在平定江西之乱、平定朱宸濠叛乱，以及平定广西之乱。明武宗尚为太子之时，身边就聚集了太监刘瑾等“八虎”，即位后更是重用八人，刘瑾尤其受宠信。
为了扩张权力，玩弄权术，刘瑾一边想方设法排挤朝中重臣，一边引导明武宗寻欢作乐，权力一天天扩大，竟至倾动天下的程度。
正德元年（1506），顾命大臣刘健、谢迁等内阁成员受到刘瑾的打击，上疏乞休。听闻消息的朝臣连上奏章，要求明武宗挽留刘健等人，声势最大的一次是由戴铣等人联合发起，在上疏中悉数刘瑾不法事。明武宗看到奏疏非常恼怒，将戴铣等18人下锦衣卫狱。
王阳明时任官兵部主事，一直关注着朝堂上的动态，看到戴铣等人获罪，毫不畏惧地上《乞宥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》“敢昧死为陛下一言”。
疏中的语言尽管委婉，但矛头直接指向明武宗，这是具有相当的勇气和胆量才能做到的。明武宗看疏之后震怒，将王阳明也下锦衣卫狱。正德二年（1507）十二月，王阳明被廷杖四十，贬谪贵州龙场驿。
在赴龙场驿的路途中，王阳明遭受了刘瑾的不停追杀，经历了各种艰难险阻，终于正德三年（1508）春到达龙场驿。
在路经湘江时，王阳明感怀屈原，由屈原的遭遇想到自己一片忠心却遇到陷害、追杀，于是作《吊屈平赋》抒写心志。
此后，在龙场驿悟道的王阳明于正德四年（1509）十二月离开龙场驿，赴任庐陵知县，开启了他的军功之路。
首先是平定江西之乱。正德前期，由于贫困以及宁王朱宸濠的专横统治、压榨，江西不断发生“盗贼”的叛乱。
所谓“盗贼”，其实主要是流民。当时赣南、闽西、郴东、粤北等地的流民起义已连成了一片。明武宗自正德九年（1514）开始，不断调动官员前去平叛，但派去的官员，或获罪撤换，或无功而返，江西之乱一直无法平定。
正当明武宗对江西乱事焦头烂额之际，王阳明上《谏迎佛疏》，疏中有“今灾害日兴，盗贼日炽，财力日竭，天下之民困苦已极”之语，明武宗眼前一亮，将王阳明视为平定江西之乱最适合的人选，下诏催促王阳明到江西赴任。正德十一年（1516）九月，王阳明升都察院左佥宪御史，巡抚南、赣等地。
王阳明接到任命后赶赴江西，沿途不少士子向王阳明问道。王阳明以“当求无私行之”告之，点明了他平定江西的主导思想。随着江西的临近，沿途的形势越来越紧张。
刚到万安就遇到了大批流民的骚动，他们拦住王阳明的船只，大声呼喊“乞求赈济”，王阳明即刻派人让流民各安生理，不要妄作非为。
为了震慑流民，王阳明还集结了数十艘商船制造声势，一场骚乱就此消弭于无形。王阳明处事的主调是以高超的谋略为导引，在进行军事征服的基础上，以安抚民众取代军事的征剿与杀戮，从而为江西平定奏响了胜利的号角。
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正月，王阳明到达赣州，发现匪患情况十分严重，他即刻开始筹集物资赈济灾民，招抚流民。
据说，他在衙门外树立了“求通民情”“愿闻己过”两个牌额。通过大量走访官员、百姓，深入进行调查，王阳明揭示了“盗贼之日滋”的原因是“由于招抚之太滥”。
后来平乱过程中，王阳明没有一味以残酷的军事为主，他深知江西等地民生艰难、遍地疮痍，知道安民是平乱的根本。虽然过程十分艰苦，至正德十三年（1518）四月，江西之乱基本得以顺利平定。
王阳明没有过多去感受军事的胜利，他更在意的是民众生活能够恢复正常，农民获得安定，能够正常开展农事。
但相对王阳明，在平乱中曾与王阳明有过交集的宁王朱宸濠坐不住了，他不甘于享受亲王“锦衣玉食”的“小快乐之味”，一心想要享受身登九五之尊的“大快乐之味”。
朱宸濠是宁献王朱权的四世孙，好弄兵权，蓄养军队，暗中培养死士，结交朝臣与宫中太监，还到处传扬明武宗是明孝宗从民间抱养的异姓子，并非真正的朱氏帝系血脉。
他打着受太后密诏驱逐“伪皇帝”、恢复朱明皇族血统的旗号，于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六月发动了叛乱。
王阳明平定江西之乱后，朱宸濠看到了王阳明的才能，多次对之诱惑、拉拢，都被王阳明拒绝。
看到朱宸濠举兵后，王阳明迅速进行周密部署，应对叛乱。朱宸濠率军向南京进发，企图夺下南京以便于北上，途中经过九江，被王阳明包围，双方在九江江面上进行决战。
王阳明以火攻大败朱宸濠，朱宸濠乘坐小船逃跑，被渔民发现，因此被擒。据《靖乱录》记载，擒获朱宸濠之后，王阳明下令“诸军勿得纵杀，愿降者听”。
当他听闻明武宗在宵小的鼓动下亲征，感叹道：“东南民力已竭，岂还能堪受此等骚扰？”并题《书草萍驿》诗，随后]王阳明连夜赶路前去与明武宗碰面，以减少亲征大军对民众的骚扰。
明武宗身边的许泰等人嫉妒王阳明的功劳，想让王阳明将朱宸濠假装放掉，再让明武宗捉住，独占平定朱宸濠之乱的功绩，王阳明坚决不同意。
他并非是想独占平叛的功绩，而是不愿意再次祸乱江西民众，许泰等人却非常恼怒，在明武宗面前进谗，说王阳明其实与朱宸濠私下交好，只是看到朱宸濠事无成，才袭取朱宸濠来掩饰自己的罪责。
王阳明知道后，对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，向支持他的江彬表明心迹说：“江西之民，久遭濠毒，今经大乱，继以旱灾，又供京边军饷……天下遂成土崩之势”。
王阳明甚至大胆地指出明武宗亲征给江西人民带来的苦难：“随蒙大驾亲征……未及息肩弛担，又复救死扶伤，奔走……”
平定了朱宸濠之乱，却遭受到宵小的构陷，王阳明非常无奈，趁着间隙游览九华山，与在山上端坐三年的僧人交谈之后，作《有僧坐岩中已三年诗以励吾党》。这首诗表现了其面对构陷时的光明心地，并没有沉浸于受到构陷的悲伤、哀怨之中。
嘉靖皇帝即位后，王阳明的处境并没有多少改变，一直处于“学禁”的漩涡之中。尽管政治与学术处境艰难，王阳明卓越的能力却使嘉靖皇帝和朝廷仍然离不开他。
嘉靖六年（1527），广西思恩、田州发生叛乱，嘉靖皇帝强起王阳明出征思、田。如同平定江西之乱一样，王阳明在对思、田之乱做了充分调查的基础上，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平乱战略，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之内迅速平定叛乱，不杀一兵一民，全部遣返归田复农。
思、田平叛的尾声，断藤峡、八寨又发生骚乱，王阳明再次指挥大军前去平定。王阳明采用疑兵之计，加上谋划得当，指挥从容，仅用三个多月的时间，就平定了骚乱。
由于招抚无用，此次王阳明采用了征剿的方式，使用征剿非出于其本心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军事征剿之后，马上对民众进行安抚，王阳明对民众的爱护正是出自内心的真诚。
出游居庸关归来之后，王阳明开始用功研习朱子格物之学，由此出现了著名的格竹典故，但是格竹使王阳明不仅没有参透朱熹格物之理，反而生了一场病。他暂时放下对宋儒之学的参究，放情于佛道二教。
弘治十五年（1502），王阳明归余姚，不辞辛苦多次攀登会稽山，目的可能就是要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彻底参透自己的学术宗旨。
终于在一次登山中发现了阳明洞，决意在此参悟。此时王阳明的参悟已由放情佛道二教转回于儒学，并以儒学之念启悟佛教僧徒。
王阳明尽管尚未完全明悟自己的学术宗旨，但学术观念已开始成型，只待一个更深的契机完成最终的启悟。这一悟道契机，不久之后便伴随着生死艰险而来到。
王阳明因为上疏弹劾刘瑾被贬贵州龙场驿。据钱德洪记载，龙场驿的环境非常恶劣，当地民众以少数民族为主，初到时语言不通。民众基本上是野居，王阳明先教他们建筑房屋以居住。
身边的随从纷纷病倒，王阳明砍柴、寻药照顾他们，还担心他们来到这样一个环境险恶之地，会导致心理抑郁，经常吟诵歌诗、讲笑话等让他们开心。
当时刘瑾的威胁仍然存在，王阳明“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，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”，于是对着石墎发誓“吾惟俟命而已”，遂日夜端居澄默，以求静一。
一天忽然意动，王阳明默念：“圣人处此，更有何道？”夜晚顿然大悟格物致知之旨，不觉手舞足蹈，十分兴奋，“始知圣人之道，吾性自足，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”。
王阳明领悟到如朱熹一般向外求事物之理是错误的，理是“吾性自足”的，所以不假外求，只须自求其心、格正心中之理即可。
束景南解释王阳明“格物致知”之悟包含本体论之悟与工夫论之悟：第一，“心即理”作为一种心学本体论，是认为理在吾心，格物就是格正心中之理，不是格外物之理，因此格物就是正心。
第二，“致知”作为一种心学工夫论，是“知”也是“行”，知即行，行即知，因此“致知”就是“知行合一”。
悟得格物致知之旨后，王阳明的光明心地就更为纯粹了，自云：“心之德本无不明也，故谓之明德”。这阐发了人人具有良知，因此人人“此心光明”的道理。王阳明以学术的明，塑造自己内心的光，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。
王阳明在第一次落第后曾说“世情以不得第为耻，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”，显示他不以高中科名、取得官职为最终追求，而以追求圣贤之道为追求。
在平定朱宸濠叛乱后，他一时声名鹊起，也遭到众多小人的忌恨，不断给刚即位的嘉靖皇帝进谗言。王阳明得知后，上疏辞官乞休，但谗言不断，同时牵连到王阳明的门人弟子。
嘉靖二年（1523），钱德洪参加科考，因身为王阳明弟子之故而落第，心里十分沮丧，见到王阳明之后，便痛斥时政的荒谬无常。王阳明却面露喜色地说：“圣学从此大明矣”。
钱德洪面对糟糕的时事，有些想不通圣学如何从此大明，王阳明说正直之臣遭谗陷，正会使天下人寻究良知之学，届时良知之学便会流被天下。这很能反映王阳明此时追求圣人之道、不计较现实个人得失的心境。
王阳明以达到圣贤境界为人生目标，关注民生疾苦，并竭尽全力加以改善。追求“光明”贯穿于其学术、行事与为政中，故能成就卓绝的文事武功。
阳明心学在当时追随者甚众，在后世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。而“此心光明”的临终自述，堪称其最简洁的人生总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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